“世界上没有两片绝对一样的树叶。”对这句至理名言，我最早并不是在书上读到的，而是少年时在家乡陕西南部秦岭深山的砍柴中观察到的。对各种树叶和藤叶，乍一看起来，片片都一模一样，但采摘下来仔细比较其大小、形状、叶筋的纹路等，绝对没有两片完全一样的。

　　这种少时形成的定向思维，使我在从事经济问题研究中，也不认为存在着两种完全相同的经济模式，大到国与国，小到县与县、乡与乡、村与村，概莫能外。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，全国开展“农业学大寨”运动，提出了在全国建300个“大寨县”的政治任务和宏伟目标，但一直没见到哪个地方真正建成了“大寨县”。

　　其实，从模式的角度研究经济问题是现代经济学常见的现象，以至“模式”成为经济研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术语之一。西方经济学家曾把世界市场经济概括为以下两种模式，一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。这种模式既是亚当·斯密的“看不见的手”的自由竞争理论，也是现代“新自由主义”的坚定推崇者和实施者，主要以美国和英国为代表；第二种是莱茵模式。这种模式与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在本质上是一致的，都属于新自由主义。前联邦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是这种模式的突出代表。

　　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拉开改革开放的帷幕开始，就十分注重模式的研究，曾一度言必称南斯拉夫模式或匈牙利模式。但当一些人正奢谈中国要以这两种模式为师时，这两个模式之师却在“苏东巨变”的“多米诺骨牌效应”中“红旗”落地了。

　　20世纪80年代前中期，在国内的经济发展研究中，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成为最热门的话题。然而，当人们还没有在全国其他地方真正复制出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时，似乎这两种模式却出现了“趋同”之势。

　　这样看来，我似乎反对对“模式”的研究。非也，非也！20世纪90年代初，我曾在“世界市场经济模式丛书”的总序中写道：“世界上各式各样的市场经济模式，对于中国这个市场经济体制的后发育国家来说，都具有积极的借鉴意

　　义。一方面，我们绝不能以中国特色为借口，来排斥人类社会共同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，从而堵塞我们步入世界共同发展的大道。但另一方面，无论是哪种模式，对于中国来说，都不能像现成衣服一样拿来就穿，都必须经过我们自己的肠胃消化吸收，创造性地成为我们自己可行、可用的东西。”

　　温州如何通过自费改革成为中国改革的先锋，苏南如何进行二次改制的艰难蜕变，珠江三角洲的神话是否破灭，“能人”与大邱庄发展的关系如何，如何高举思想的旗帜外圆内方搞发展，吕日周如何以改革者的身份演绎地方政府的改革，华西村怎样进行乡村工业化试验？这正是《模式中国》所要回答的问题。

　　该书选取的是改革开放以来，突破制度僵局成为发展的样板和领头羊的7个典型，并以故事般的写实叙述、点缀式的理论思维，告诉读者地方经济发展模式里的一个另类的微观中国，并演绎7个典型各自如何从“异端”走向合法化，如何从大起走向大落，如何从落后的典型走向争取市场“奶酪”的榜样。作者文风活泼而犀利，让人在轻松阅读的同时获得对微观中国的真实认识。

　　《模式中国———经济突围与制度变迁的7个样板》余映丽、李进杰著 新华出版社2002年10月